Wednesday, September 10, 2008

要股东,也要员工

要股东,也要员工

处理业绩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历来是CEO们工作的核心所在。公司既是一个经济性组织——它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能否在这个残酷竞争的全球化市场中提供卓越的价值,又是一个社会性组织——它深刻地影响了员工们的生活。然而,有太多领导人是单向思维。我们经常看到以下两类CEO。很多公司的CEO迫于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会把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股东们身上,这种一边倒的倾向势必让员工们失望,并降低员工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而另外一些CEO,他们对企业员工、文化和传统的过分关注又可能导致自我满足,从而让企业丧失了竞争的活力。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对那些高承诺、高业绩的公司领导人的策略和实践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只有那些被多个信息来源证实是具有高承诺的公司,才能进入我们的研究名单。这些公司的特点就是公司对员工有承诺,员工对公司也有承诺,双方都努力兑现这些承诺,而且公司最终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CEO们都明白,公司的业绩必须达到投资者的苛刻要求。如果搞不定投资者,正如一位CEO所说的:“别的都无关紧要了,因为你的公司正在死去,只是死得快和死得慢的问题。”然而,非凡的业绩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在很多情形下,它要求领导人采取极其大胆、不同凡响的变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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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所研究的CEO们都直接应对了重大的战略变革和文化变革的挑战。但仅凭CEO的头衔,并不能让全体员工相信选择一条艰难的变革路径是合理的,我们所研究的CEO们通过结合以下四项策略说服了员工。第一,他们能够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不加粉饰的事实,这使他们获得了公司上下的信任。第二,他们与员工打成一片,与员工直接进行私下交流。第三,在巩固了地位并取得员工信任之后,这些CEO们能够推动员工围绕一个焦点议事日程展开工作。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虽然每一位高管的个性都很强势,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只有组建一个目标一致、全力投入的高管团队,他们才能获得成功。

鉴于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全球化,高承诺、高绩效公司的领导者意识到,在今天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将承诺、社区和共同目标建立在员工的终身雇用、伦理和文化相似性之上的那种老套路已经远远不够了。因此,他们必须制定一个能够使员工们在情绪上引起共鸣的共同目标。这个共同目标的核心是三重承诺:公司将帮助员工创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实现令员工们感到自豪的业绩;为员工们提供个人成长的空间。公司领导者为兑现这三项承诺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承诺都能为整个公司增值,同时也能成为激励每一个员工的强大动力。

正因为这些公司领导者将对员工的承诺和企业的业绩看得同样重要,他们没有像大多数CEO那样做出非此即彼的妥协。在他们的带领下,他们的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加关注市场和现实,同时也不忘强化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既追求短期的业绩,同时也不忘培育长期的领导力及组织能力。他们不断重申企业共同目标的基础,同时也努力促进员工的多元化。这些CEO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未来,对任何一个目标都不妥协。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他们缔造了卓越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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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塞尔·艾森斯泰特(Russell A. Eisenstat)
迈克尔·比尔(Michael Beer)
纳撒尼尔·富特(Nathaniel Foote)
托比亚斯·弗雷德贝里(Tobias Fredberg)
弗莱明·诺尔格伦(Flemming Norrgren)

Friday, January 11, 2008

貞觀之治

無容置疑,唐太宗憑個人實力,勵精圖治,懷抱著清晰的治國理想──民本思想,才能造就貞觀盛世。因此,《新唐書‧太宗紀》對太宗極力稱許,謂:「貞觀之治媲美成康,自古功德兼備,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現對《新唐書》這一說法細加評論。

維繫周室安定繁榮的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和封建制度出於周公之手,對周室隆盛,居功至偉,遂使周室出現「成康之治」。成王在位二十七年,最初七年是由周公攝政。期間,周公推行第二次封建,使周室勢力向東伸展,加強了各地方之控制,國勢更見穩固;之後,他又制訂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和禮樂制度,有效地把各地諸侯聯繫起來,共尊周室,鞏固周天子地位。可見周公一套治國藍圖已為成王正式執政作好準備。因此,當成王羽翼漸豐,周公還政成王時,成王自然遵循周公早年的各項規畫,節儉愛民,國家大治。成王崩,康王繼位,繼續推行成王政策。成、康兩代,是西周極盛時期,傳說那時候(康王)四十年不需用刑,史稱「成康之治」。現今西方一些文明的國家,諸如荷蘭、丹麥,業已廢除死刑,但還沒有做到完全不用任何刑罰。

無獨有偶,貞觀之治亦是繼承了前朝良好制度,得以致治。例如:唐三省制沿襲隋室,加以改良擴充後,成一美制。又,唐之地方制度,沿襲隋郡縣二級制;兵制則沿於北周之府兵,至於田賦制度也與隋大同小異,行租庸調制,人民恆產豐足,生活安穩。此外,唐代選拔人才之法,亦沿隋之貢舉制而加以擴充的。故唐一代,人材輩出,自屬當然。再者,唐亦繼承了隋代各項大型建設,運河便是一顯例。故此,「貞觀之治」可說是「開皇之治」的一個延續。

總言之,「成康之治」與「貞觀之治」,均是繼承了前代優良美制,並能同樣地將這些制度加以發展至高峰,可見兩個治世在歷史上的地位不相伯仲。

當探討太宗是否一位自古功德兼 隆之 君,我們必須先要了解功德之意。「功」者,指君主文治武功的各項卓絕成就;「德」者,指君主之高尚道德。

太宗是否一位文治武功顯赫的君主,觀其「貞觀之治」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各項卓絕成就,這一點是無容置疑的,可說是漢以來難得一見的盛世也。然而,論者或言文帝「開皇之治」是讀史者絕對不能忽視之。誠然,「開皇盛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復歸統一的重要時刻,亦是亂世之後第一個治世,其歷史意義相當大。然而,只要我們投入史書大海之中,從各方面分析,隋較唐有很多不足之處,而唐太宗卻又能把這些不足之處填補上來。

首先,唐太宗有高遠的政治理想,以民為本,為民制產,四夷賓服,藏富於民,這套治國理想,均可從唐之均田制、租庸調制度中可見一斑,蓋此兩套制度是相互依賴,使到人民有田可耕,生活得以富庶,而國家收入自然穩定,更充份表現了太宗輕徭薄賦的精神。此外,唐之貢舉制可以根本消融社會階級存在,又可促進社會文化之向上,更可培植全國各地人民對政治之興趣而提高其愛國心。又,在三省六部制下,三權分立,各不相干,又互相牽制;再加上政事堂之設,國家行政更有效率。

另外,太宗又能虛懷納諫,秉直不柯,摒除私人情感好惡選拔人才,故人材輩出,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朝臣中最能直諫者當然首推魏徵、馬周、王珪、褚遂良等諫官;加上,唐太宗注意吏治,曾命房玄齡併冗員,中央政府文武官員只餘下六百四十三員,命五品以上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廷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政事得失,又命長孫無忌更定唐律,改絞刑五十條為流徙,凡此種種,均可看出太宗勤政愛民。

隋文帝是唐太宗的一個對照,文帝無高尚的政治理想,往往以本身為中心,又藏富於國,不肯開倉賑災,又心胸狹窄,不及大體,猜忌心重,對臣下施以重刑,酷刑層出不窮,臣民動輒得咎;加之,他易儲失當,忽視民生,已伏下隋亡危機。雖有「開皇之治」,然易儲失當之舉,煬帝已將開皇收入,盡數洗清。這些,都足以使唐太宗的文治武功的歷史地位,凌駕於漢武帝、隋文帝之上,確實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劍橋中國隋唐史》:「雖然他在高麗的失敗投下了陰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國出現了自漢朝全盛時期以來所沒有的興旺景象,一個充滿自信的、安定的和繁榮的局面。......對後世的中國文人來,說太宗代表了一個文治武功理想地結合起來的盛世。」而史家林天蔚亦對太宗一個肯定的評價:「中期以後,玄宗則委政於李林甫,而太宗朝卻未有姦佞之臣當國,加上太宗之後,高宗尚能守成大臣中多老成謀國之輩......但文帝後之煬帝,是亡國之君。玄宗天寶以後,安史之亂啟其端,......其不致於亡國已屬萬幸。因此,貞觀之治,其成就遠在開皇、開元之上。」《隋唐史新論》